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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被办公司的听众反映，他们遇到的实际情况可能略有不同，但记者所采访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身份证曾经丢失过：康艳：“我的身份证是2012年的时候在成都坐公交车的时候被小偷偷的，当时第二天就回我的户口原籍所在地办理的那个新的身份证。”陈士俊：“我的身份证是在2016年5月份被偷的，当时立刻报警和挂失，然后这个公司呢是在2016年9月份成立的，也就是说我补办身份证之后，他是用我旧的身份证再去开一个这个公司。我感觉身份证挂失就几乎是没什么用了。 ”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它的目的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当时我们所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那时世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不谋而合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民富国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其条件是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跟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跟产业。要“国强”就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是自然资源的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的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跟我们50年代、60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样。但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于是就认为是市场失灵，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

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数据存在水分，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美方统计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数据长期被高估，2015年被高估21%。按这一比例推算，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以美方统计的4192亿美元为基础，调减后应为3312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近53%来自加工贸易，其中包括中国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903亿美元，如将这一部分减去，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只有2409亿美元。

上述政策决定完全在市场各界的预料之中。总体来看，美联储11月政策决议措辞与此前9月份相比变动有限，继续对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是就业状况予以了高度积极的评价。虽然，美联储也确实指出，对投资活动的放缓迹象存有忧虑，但这不足以动摇市场的整体积极情绪。

随着中国城市的进行和工业化的进程，城市渐渐开始反哺农村也就成了现实，因此，放宽落户也就是一举多得的改革举措了。兰州现在才开始“抢人”，是不是已经晚了呢？当然不是。“抢人大战”并不是开始得越早就越好，之前“抢人大战”开始的早，底线拉的低，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比如西安，但同时问题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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